了副总兵，都遭到舆论的抨击。这些问题日积月累，终于由言官掀起一个弹劾周延儒的高潮，陕西道御史余应桂、户科给事中冯元飚、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、四川道试御史路振飞等纷纷上疏列举周延儒贪赃枉法、专横跋扈之事。但崇祯帝都予以驳回，当周延儒一再上疏辩解并请求罢官时，崇祯帝还温旨慰留。

不久后，吴桥兵变爆发，毛文龙旧部孔有德、耿仲明、李九成等在登州发动叛乱，登莱巡抚孙元化被俘，舆论哗然，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。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是吴桥兵变的罪魁祸首，崇祯帝下旨切责，将余应桂降官三级，以示惩处。恰巧这时，西协监视太监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互相攻击，引起言官们反感，工科给事中李春旺强调，邓希诏与曹文衡互相攻讦，语侵辅臣周延儒，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盛衰的大漏洞，因此不仅督臣曹文衡可去，阁臣周延儒也不可留。在这一连串言官攻击周延儒的背后，是温体仁在暗中指使，而崇祯帝虽然都驳回对周延儒的弹劾，但对周延儒的信任也有所动摇了。

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提拔的，每做一事都为温体仁收买人心，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周延儒身上。一时间官僚中捷足先登者无不奔走于温体仁门下。周延儒的亲信对闵洪学恨之入骨，给事中王绩灿与御史周令誉、周堪赓先后上疏攻击闵洪学，而尤以兵部员外郎华允诚最为激烈。华允诚在议论国事“三大可惜、五大可忧”的字里行间，攻击内阁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，驱除异己。崇祯帝一方面下旨剥夺华允诚半年俸禄，另一方面批准吏部尚书闵洪学回籍养病，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堵住双方互相攻击的势头。并且对周延儒、温体仁躲在家中避风头的做法进行批评：“辅臣大半偃卧私第，殊非政体。”周温倾轧的第二回合，双方打了个平手。

其后，周延儒指使翰林院修撰陈于泰打着“陈时政四事”的幌子，指桑骂槐攻击温体仁。温体仁则指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盗窃科名，牵连周延儒，周延儒上疏自劾求去，被崇祯帝挽留。另一方面，周延儒的亲信给事中傅朝佑上疏，指责太监王坤“妄干弹劾之权”，而且文词练达，机锋挑激，必有小人背后主使，影射温体仁在幕后操纵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疏附和周延儒，由于王志道在奏疏中谈到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，流祸无穷，为万世口实”，引起崇祯帝不悦。

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，专门为此责问王志道，王志道还是坚持他日前所说“内臣越职”的观点，并进一步把问题挑明：辅臣为王坤所参，举朝惶惶，为纪纲法度担忧。崇祯帝再三声明，遣用内臣原非得已，言官们却把参劾内臣当作护身符，王志道也不例外。在场的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主动承担责任：“臣等辅理无状，表率无能。”但是无济于事，第二天崇祯帝即以王志道“肆意诬捏，借端沽名”为由，将其革职为民。

此外，崇祯帝在召对时对周延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卿昨辨王坤疏，日后录入史书，甚是好看！”周延儒无言以对。温体仁见崇祯帝不再信任周延儒，便趁机唆使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于同年三月弹劾周延儒招权纳贿，周延儒辩解后，陈赞化再上一疏，揭露周延儒曾对原任内阁首辅李标炫耀他可以左右崇祯帝的旨意，并说崇祯帝是“羲皇上人”。崇祯帝对此极为敏感，立即责问陈赞化此话从何处听来。陈赞化举出了上林苑典簿姚孙渠、给事中李世祺以及前湖广副使张凤翼为人证，使周延儒无法抵赖。周延儒被迫引疾乞归，温体仁利用票拟职权，代皇帝拟旨“准予休告”，于是，周延儒回到宜兴赋闲。他对温体仁恨之入骨，便推荐已经致仕的何如宠出任内阁首辅，但何如宠畏惧温体仁，辞退任命，于是温体仁接任内阁首辅。

温体仁接任首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