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是巨大的损失。当务之急，是找到军需与民生的平衡点，绝不可偏废一方。”负责监察事务的杨启则补充道：“臣以为，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不妨召集江南地方官与商户代表入京议事，当面听取他们的诉求与建议，如此才能制定出周全可行的赋税之策。”

萧燊静静聆听众臣所言，沉吟片刻后，颔首定夺：“众卿所言皆有道理。传朕旨意，令江南巡抚、浙江布政使秦仲、苏州知府李董即刻携带本地商户代表入京，三日后于文华殿召开御前议事。在此期间，暂停一切增税筹备工作，严禁各地官员擅自催缴赋税、惊扰商户，务必稳住江南的人心与局面。”

三日后，文华殿内庄严肃穆，各方代表齐聚一堂，气氛却暗藏张力。中枢一侧，萧燊端坐于龙椅主位，神色威严；内阁、六部重臣分列两侧，目光凝重地注视着殿内众人。江南一侧，江南巡抚身着官袍，率浙江布政使秦仲、苏州知府李董稳步入内，身后紧跟着三位商户代表——既有掌控江南漕运大半份额、身家丰厚的富商沈万堂，也有代表苏州中小商户利益的绸缎商公会首领，还有扬州手工业行会的代表，三人神色各异，既有紧张，也有期待。

议事伊始，户部尚书谢明便率先发难，将一本厚厚的军需缺口明细册呈至御案前，声音洪亮：“当前国难当头，东南抗倭前线将士浴血奋战，急需粮草军械支援。江南工商繁茂，财力雄厚，当为国家分忧解难。臣已核算完毕，拟在江南增征商税三成，如此方能填补眼前的军需缺口，保障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。”话音刚落，江南商户代表们便纷纷面露难色，绸缎商公会首领忍不住微微皱眉，手工业行会代表更是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。

苏州知府李董见状，当即上前一步，躬身奏道：“陛下容禀，苏州乃江南工商之核心，城内商户共计两千三百余家，其中资产不足五十万两的中小商户占比高达九成以上。近年虽承蒙新政利好，经营略有好转，但多是薄利经营，勉强维持生计。若按谢尚书所言增税三成，以一家中等绸缎坊为例，每年需多缴银两千余两，如此沉重的负担，恐怕半数商户都难以支撑。一旦商户大规模关门歇业，不仅会导致朝廷赋税锐减，更会让数万手工业者失业，民生凋敝之景不堪设想啊！”

富商沈万堂也随即上前，躬身行礼后缓缓开口：“陛下，臣等并非不愿为国分忧，只是三成增税实在过重，远超商户所能承受的范围。若朝廷确有急需，臣愿带头捐助银五万两，助力抗倭备战，但增税之策还需兼顾江南工商的实际情况。江南工商依赖货物流通与产业联动，一家大型商户倒闭，便会牵连上下游数十家中小商户，漕运、盐铁、手工业等多个行业都会受到连锁影响，最终受损的还是国家根基。”

中枢与江南双方各执一词，争论渐渐升温。军方代表、兵部右侍郎裴衍见状，忍不住上前一步，语气急切地强调：“抗倭备战刻不容缓，前线将士每日都在生死边缘挣扎，粮草军械一日都不可短缺。江南若不能足额供赋，前线兵士恐将陷入无粮无械、任人宰割的境地！还望江南诸位体谅国家难处，以大局为重。”裴衍的话让殿内气氛愈发凝重，江南商户代表们沉默不语，中枢官员们则神色坚定，双方的立场交锋陷入了僵局。

眼看殿内争论愈演愈烈，难以收场，萧燊缓缓抬手示意众人安静，沉声道：“诸卿所言皆有道理，军需固然不可短缺，民生亦不可肆意惊扰。增税的核心，不在于‘多征’，而在于‘公平’二字，绝不能搞一刀切的政策，更不能让平民与中小商户承受超出其能力的沉重负担。”

他目光缓缓扫过殿内众人，从中枢重臣到江南代表，每一个人的神色都被他尽收眼底，随后继续说道：“江南之地富庶，富商巨贾获利颇丰，理应多承担一些国之重任；而中小商户与平民本就生计不易，朝廷理应给予体恤，减免赋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