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、接受投献而来，但董、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，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。袁可立顶住压力，认为法不及众，劝董、范两家见好就收，竭力保护弱势民众，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、二倡乱者抵法，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，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。

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，董家田产所剩十不及三，而贫民获益者颇多，董家从此一蹶不振。不久，董份及长孙嗣成、次孙嗣昭三人“相继下世”，转眼间人财两空。说来董份和陆树声是同年，而陆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师，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分，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，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，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，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。

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，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，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。于是，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，对案件进行重审，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。上半年，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，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，席间出赠三把倭寇“武士刀”，袁可立审视之，见刀面光洁如玉，精美异常，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，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，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。

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，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，南京为之震动，南大司马周世选上报至京师，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，击毙倭寇数百，还有大量物资船械。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，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，坚持不可草菅人命。袁可立接手时，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，且两人已毙死杖下，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，偶有能语者“皆鸟语不可辩”。

袁可立据理力争，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，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，竟惊讶地发现三把“倭刀”很是面熟，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“倭刀”，又被当作“战利品”上报其中。于是，顿觉案件大有蹊跷，推翻前案进行重审，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，但千总盛气凌人，死不承认诬良为寇，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。

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，袁可立请他们指认，‘倭寇’见贡使至大哭，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，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，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。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。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，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，敬若神明。结果上报京城，御批：“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，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。”

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，事起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，倭寇出没，吴中一带实行“海禁”，一些势家动以“通海”罪名兴起大狱，相互倾轧。

秦灯，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，喜欢听曲唱戏。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、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。“王能文章，秦能说善论，乔善书能武，各有时名。”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，招募乡兵御倭保家，年轻气盛，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，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。鲜衣怒马，瞠目语难，招摇都市，遂有告其谋叛者，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，企图聚众谋反。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，竟口称“朕”大逆不道。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，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，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，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，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。

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的万历帝：“朕意此恐风闻，若擅发行必骇众听，惑乱人心”，三司大惊。错愕不知所出，第拟旨：抚按会勘。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