庸关，居庸关一旦有个什么好歹，他们罪责难逃，家中的妻儿老小都会跟着倒霉。

驻兵居庸关下，眼睁睁看着雄关失陷而不加驰援，朝廷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，不是治一个沈溪的罪就万事大吉，他们都要遭殃。

而且，鞑靼人威胁居庸关，等于是威胁到这一路六千京营人马的安全。每个人都明白，关内并不安全。

几十年前同为蒙元余孽的瓦剌人便成功叩关而入，一旦居庸关破，他们连当逃兵的机会都没有，不如先行驻兵居庸关，再慢慢跟沈溪谈犒赏的问题。

当天上午辰时兵马便起行，到下午未时，六千京营兵马带着粮草辎重进到居庸关关沟。

士兵们在荒山野岭里露宿几日，又是恰逢秋雨连绵大幅度降温的时候，进到居庸关内整个人终于踏实下来。

京营兵懒散的风气历来便非常严重，当天一群孬兵好似回到京师的大营一般，在扎营和歇宿时吵得个不亦乐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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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庸关地势险要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它有南北两个关口，南名“南口”，北称“八达岭”。

居庸关两旁山势雄奇，中间有长达三十多里的溪谷，俗称“关沟”，居庸关便横跨于关沟之上。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燕国就要扼控此口，时称“居庸塞”，汉朝时，居庸关城已颇具规模，南北朝时，关城建筑与长城连在了一起。

此后历唐、辽、金、元数朝，居庸峡谷都有关城之设。

元代时，居庸关是大都通往上都的重要交通大道，皇帝经常从此路过，在关内设有行宫、寺院、花园等建筑，这些建筑一直留到大明朝。

明初大将军徐达、副将军常遇春修筑居庸关城“跨两山，周一十三里，高四丈二尺”。此后永乐和宣德两朝曾大规模扩建，到英宗御驾亲征时，英宗便是从居庸关北上，一路到大同，撤返到距离居庸关不到百里的土木堡，兵败饮恨。

明代宗继位后，景泰年间又将关城扩大加固，设水陆两道门，南北关门外都筑有瓮城，防备瓦剌人去而复返，自此后便形成自北而南由岔道城、居庸外镇、上关城、中关城、南口五道防线的居庸关防御体系。

居庸关中关城是主关口所在，隆庆卫负责镇守，隶属于后军都督府。

沈溪曾在之前运炮去西北时，路过居庸关，当时他抱着轻松的心态，毕竟那会儿鞑靼人尚未大举入侵中原腹地，但这次再来，延绥镇已然失守，鞑靼人在内长城到外长城这片空旷区域横行无忌。

居庸关是内长城镇守京畿的最重要一道门户，沈溪领兵抵达居庸关，意味着他正式登上大明与鞑靼人交战的“第一线”。

进关城后，沈溪首先要见的是隆庆卫指挥使。

此番沈溪是以新任延绥巡抚的身份领兵路经居庸关，本身对隆庆卫并无直接统调关系，但皇帝给了他收拢沿线残军和便宜行事的权力，再加上他是文臣领兵，带有钦差性质，如此沈溪就算不能直接调命隆庆卫的将士听令行事，也有权力将卫指挥使叫来，商议一番用兵大计，让隆庆卫“配合”军事行动。

隆庆卫指挥使李频亲自到京营兵驻扎的营地觐见沈溪。

虽然李频身居要职，在居庸关关防中地位很高，甚至在西北开战后便挂上总兵官头衔，可以调遣居庸关周边卫所兵马，但当他面对沈溪这样一个正二品右都御史、延绥巡抚时，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

在大明西北边防体系中，三边总督所行乃“兵马大元帅”权限，而延绥巡抚一向是三边总督的副官，在战时相当于负责后勤补给的副元帅。

沈溪临危受命前来拯救西北危局，之前在东南平匪，不是皇帝临时起意征调，早有培养和锻炼之意。

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，沈溪在战时地位相当高，李频见到沈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