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否则还能收上来更多。等今后全国都恢复生机，岁入肯定突破3000万两。

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，满清岁入在顺治年间，就已经突破2000万两，康雍乾三朝更是在3000万两左右。

清朝能收那么多税，纯粹是不顾百姓死活，你相信清朝还在继续征收三饷？

满清刚入关那会儿，做样子免除三饷加派。随着南方抵抗激烈，满清军费不够，于是复征辽饷，只不过把名字从“辽饷”改为“九厘银”。

而练饷虽然一直免征，但直到康熙初年，许多地方都还在继续征收。仅顺治末年，每年加征的练饷，就达到500多万两银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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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治朝的2000万两岁入，接近90来自于农民的粮赋和加征。

赵瀚这2500万两的岁入，只有60来自于农业税。毕竟好多省份，都还处于粮税减免期，地方官想多收都收不上来。

“今天的朝会，不如就来议论商业。”赵瀚道。

宋应星率先道：“陛下，农为本，商为末，此亘古不变之理也。皆因商人逐利，聚拢钱财越多，便越能操控行市，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。因此，重农抑商，必须定为国策，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。”

群臣闻言，纷纷称是。

宋应星又：“然天下不可无商，商强不一定国强，商弱则必至国弱。前明一朝，商业之衰落，自万历年间而始。朝野上下，对商人予取予夺，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。商人受此盘剥，家破人亡者多矣。因而货物流转不便，城市物价日增，最终苦的还是百姓。”

大明一朝，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，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
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，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。从皇帝到地方官，再到后来的武将、流寇，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，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。

与此同时，大商人跟权贵勾结，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，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。而中小商人，破产者无数。

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，他接着：“宋殿阁所言极是，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兴，无商不富。荀子把天下人，分为士农工商四类。农以力尽田，贾以察尽财，百工以巧尽器械，若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则江山永固、国富民强也。”

钱谦益突然冒出来：“此义利之辩也。子曰，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。贫与贱，人之所恶也。人人追求富贵，百业之中，唯经商可至暴富。若都去经商，谁来种地耕田？因此，必须重农抑商。于商人而言，当以义取利，不可谋不义之财。得利之后，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，如此则义利兼得也。”

除了宋应星得稍微靠谱，其余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！

赵瀚问道：“钱博士所言，是要用仁义道德去约束商人？”

“然也。”钱谦益回答。

“可天下商贾，又有几人是仁商义商。”赵瀚笑问。

钱谦益道：“商贾越无仁义之心，朝廷就越当教化之。”

赵瀚道：“庞先生和李先生如何看？”

庞春来：“不可放任自流，也不可朝令夕改。给商人定下规矩，他们遵守最好，不遵守就严厉惩治！”

李邦华：“抑制大商贾，善待小商人。”

“好！”

赵瀚顿时笑起来，对庞春来、李邦华的发言很满意。

不用讲大道理，直接怎么做就行。

赵瀚让官员们继续发言，大家顺着这层意思往下捋，结果得越来越没营养。

赵瀚总结道：“听诸卿刚才所抑商，是不准商人穿丝绸，不准商人住大宅。这有什么用处？华服美宅，人皆所欲。朝廷施政，不可违背人性。便如治水，不可一味堵塞。治商如治水，当仿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