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曾经担任内史，且没有出岔子的人，也确实能满足丞相的能力要求——毕竟做了丞相，要管的地方，也没比做内史时大多少嘛！

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，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，管好关中，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。

所以在汉室，除了功勋卓著，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，以及周亚夫、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，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，染指丞相大位，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。

第一步要么被举贤良方正成为侍郎，要么恩萌为郎中；要么凭借武力成为中郎，亦或是通过赀官，成为赀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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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白了先以郎官之身，在宫里历练一番就对了。

之后，就是大部分官员晋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经历——外放！

如果是侍郎，那一般是酌情外放为郡守、县令这样郡县主官，辅以郎中为副官；中郎外放为郡尉、县尉、都尉这样的武将。

至于赀郎，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，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，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，等候袁盎之类的‘恩主’举荐。

外放，算是官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，表现好了，那重回中枢，立刻就是有丰富治政经验的人才！

可万一表现的不好，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，乃至于被天子忘记，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。

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绩，并借此回到中枢之后，官僚普遍会被任命为九卿副职，或在长安两军任校尉之类的职务，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
再之后，就是熬。

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，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，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，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，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‘成份’基础。

而九卿当中，除了内史本人之外，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，追求都只有一个成为内史！

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才有机会向三公，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。

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，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。

虽然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同为三公，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，只能通过武勋获得；而丞相和御史大夫，更像是‘正副职’的关系。

想想也知道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，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。

在汉室朝堂也一样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，更多的情况，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‘亚相’的位置副官转正，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。

既然在汉室，御史大夫准丞相，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，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——与‘非侯为相’一样，通常情况下，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。

想想也正常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，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。

自然而然，作为‘准御史大夫’的内史，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，满足‘彻侯之爵’的身份要求。

在汉室初，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——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，其政治轨迹都是‘平民功臣丞相’这样的逆袭式上位。

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，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为内史晋御史大夫拜相这样的轨迹。

如萧何这样的猛人，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‘后将军’，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。

平阳侯曹参，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，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，丝毫不比萧何底。

在刘邦称帝，并‘论功行赏’时，大半舆论都以为，随刘邦南征北战，身负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