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续的座次排名，虽与往常有小的变动，但总体状况还在预料之中。

内史之后，少府成为了第二位被刘弘传召，赐座朝班的属衙。

在汉室，内史象征着政权对农耕、关中的重视程度，而少府，便象征政权对百姓民生，以及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。

先种田发育，以关中为基本盘，而后富国强兵，提兵北上与太祖、孝惠乃至于吕后在位时的政治纲领一脉相承。

紧随其后的第三位，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预料了。

内史、少府之后，居然是廷尉站了出来，成为汉九卿地位第三的属衙！

这个安排，无疑算是有汉以来头一遭！

或许在后世，政权安身立命，得以维护威信最重要的，便是法律；但在汉室，法律的重要性，还远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。

即便是汉室在总结秦的惨痛教训后，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诛谓之虐等普法政策，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，耳熟能详的法律条令，还是太祖刘邦约法三章的那几条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

除了这几条，汉室绝大多数百姓对于法律的认识，也都还停留在以道德为准绳，符以自由心证的程度。

如叛国，在后世妥妥会被炮决的重罪，在此时的百姓认知当中，还只是出于华夏贵胄以及忠义思想，方被否定的无德之举。

也就是说在汉室叛国，理论上并不犯法，只属于不道德与后世在公交车上，不给老奶奶让座一样！

而叛国者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审判，完全不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之内。

这样的案件，其审判结果就只取决于主审官的自由心证，以及犯罪者的辩词。

理论上，如果一个人在叛国之后，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，且符合时代道德价值的解释，主审官再被说服，就很可能被无罪释放！

这样的局势，显然不是刘弘想要的。

历史上，帝刘恒为了彰显自己仁德的一秒，废除了谣言诽谤罪，促成了华夏史上第一个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；但在刘弘看来，此事与许民弛山泽令一样，有利有弊，且弊明显大于弊！

谣言诽谤罪被废黜，仅仅针对百姓；当官的、有钱的，以及又当官又有钱的皇帝，还是要谨言慎行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

意味着在百姓眼里，法律，就是官老爷才需要遵守的东西！

起码在妄议国政这条罪名上，确实是这样。

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纵容下，古华夏在汉朝之后，居然演化出法不责众这种严重违背法律道德的观念！

只要大家一起犯罪，就不会被治罪？

如果认可这个看法，就等同于刘弘默认造反可以，不能一个人，要多拉点人一起！

即便不是穿越者，刘弘也不可能坐视这样的观念，在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华夏大地存在。

如此一来，刘弘将廷尉放在内史和少府之后，在九卿之中排在第三，也就是显而易见得了。

法制思想，必须从始至终贯彻！

历史上的景之治，乃至于将华夏大地从战国的荼毒中，在汉初数十年内快速拯救出来的黄老无为，其最令人称道的，都永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，允许百姓自由发展。

而这个合理得范围，便是法律所允许的范围。

百姓想种田，想行商，乃至于搓个蘑菇听个响，都可以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。

种田就好好种田，不能欺压弱小，侵吞他人土地；行商就好好赚钱，不能披个商人的皮，在深山野林敲同行的闷棍！

至于想搓个蘑菇

真要有人在这西元前手搓蘑菇，刘弘就要合理怀疑一下，这人是不是自己的穿越者同行了。

刘弘之所以有这个考虑，自然是为了今后，汉室的强大之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