免税。

这是刘弘在现有条件下，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——凡戎边战士，免除农税！

后世科举制度下，万千士子寒窗苦读数十载，难道每个人都是冲着出入庙堂，位居高位？

并不尽然。

科举制度巅峰时期，每次科考参与人数几近数十万，有几人能最终步入朝堂？

事实上，科举制度最大的吸引力，还是在于免税——凡举人及第，名下田亩统统免税！

这就使得，参与考举的士子们才走到举人一步，入仕做官八字还没一撇，就有无数乡邻心甘情愿的奉上土地，请求这位举人将自家土地挂在名下，以免除农税。

而这种情况，显然是刘弘不愿意看见的——正是庞大无比，并以每三年数千人增长的‘免税阶级’，才使得后世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低，对地方掌控力度越来越弱；无奈之下，只能把供养国家的担子，压在本就穷苦贫弱的百姓身上。

所以，刘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所有在长城一线戎边的士卒，都可以免除一百亩地的田税。

一百亩地，正是高皇帝刘邦给天下百姓发土地的标准；现在过去不过二十年，绝大多数人家的田亩都是一百亩。

一百亩的免税标准，基本上可以保证惠及绝大多数底层士卒的同时，避免出现‘范进中举’中，百姓争相献上土地，地方豪强挖国家墙角的状况。

需要一提的是，此时的农税，并不是按固定的每年每亩缴多少粮食，而是非常科学的按照收成百分比上缴——十五税一。

每到临近秋收的时候，地方县衙就会派出缴税官游缴，带着无秩小吏和称量工具，死死守在田边。

此时百姓的耕作，也普遍严格遵照节气，什么时候灌水，什么时候收获，都是根据专门的‘望天人’估算时节；多数情况下，一个县乃至于一个郡的秋收，都会在同一天。

到了秋收日，百姓用镰刀收获粮食时，游缴带来的小吏都会瞪大眼睛，紧盯着百姓将还散发着秸秆气息的作物送到田边，称重缴税。

无论最后的收成是多少，游缴都会将收成的十五分之一分出来，作为农税。

简单透明，即便收税官在称量工具上动手脚，百姓也能大概目测出，游缴取走的部分，究竟是不是自家土地收获的十五分之一。

也就是说，某人名下的一百亩田产量是三百石，那就缴税二十石；收成六百石，农税就是四十石。

这种类似‘绩效’的按百分比纳税的方式，使得地方官对治下百姓的土地收成也十分关心——对地方官而言，税收，那就是政绩啊！

收上来更多的税，就意味着治下土地的收成好，不要脸一点的地方官，也可以吹一句‘民安居乐业，暖衣饱食，无有饿殍’。

除此之外，更高的税收，也会使得官衙的经费更加宽裕。

——此时，地方属衙的运营经费，并不是由中央拨款下发，而是地方自己从秋天收上来的农税扣留，将剩下的部分运到长安，上缴国库。

至于截流标准，按照刘邦所制定的‘量入为出’，通俗来说，就是根据收入，调整政府开支。

如果税收多，那地方官府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多截留一些，用于第二年给官员发放福利、维护道路，乃至于开渠引水，提高粮食产量等

等。

税收少，那地方官自然没有底气多截留，第二年只能勒紧裤腰带，吃饭都不敢带油水；至于造路开渠，逢年过节给治下官吏发个红包什么的，更是想都别想。

十五税一，大约百分之六七的税率，对封建时代而言并不算太高；但实际状况是，历史上文帝将农税税率从‘十五税一’减半，改为‘三十税一’，刘恒在百姓眼里就成在世圣人了！

从百分之7降低到百分之35，看上去并不多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