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大利亚”。因为她长得像外国人。

陈达君来家里，常与颜龙开玩笑“再叫澳大利亚，当心我不嫁给你。”惹得姐姐在一旁开杯大笑。

“我弟弟女朋友，可是正宗大学生。”当时家里人，都认为颜龙与正在读大学的苏红能成眷属。

1981年，n市工人俱乐部五一劳动节文艺汇演，姐姐和陈达君的双人舞“鲜花送给周总理”，唤起大家对总理的深切怀念，全场观众热泪盈眶，谢幕时掌声雷动。

从此，颜龙改口叫陈姐。陈姐也不大与颜龙开玩笑，进出见面，彼此只是淡淡的打个招呼。

一天，陈姐在颜龙家哭了一个下午，姐姐默默地坐在一旁陪着抹眼泪。

晚饭时，在大家追问下，姐姐说出了事由，陈姐是为了即将嫁到香港去而伤心。

来娶陈姐的只是个普通的仓库管理员，但在n市人眼里，香港人就是老板，香港老板衣着华丽，口袋里有大把大把花花绿绿的钱。

“香港老板钞票多吗。”

“听说月工资有四千多港币。”姐回答妈关心的问题。

“四千港币是多少钱。”

“一千三百元左右人民币。”颜龙告诉妈妈。

“一个月的收入，是我们三年的工资啊。”

“在香港这些钱，也是穷人一个。”父亲严肃的看了一眼大呼小叫的妻子，说的倒是很在理。

很多香港人来内地娶年轻漂亮的女孩，却大多是香港的穷人，只是他们赚的工资，于内地比较，数目大得惊人，随便掏点钱，便是内地人几个月的收入。

“香港人出了多少彩礼。”母亲的话题还是钱。

“给了陈达君家，三千八百元。”

1982年，六千八百元钱，倒底算是笔多大的钱，真的不好说，也不知能去买些什么，凤凰牌自行车、上海牌手表、牌闹钟、蝴蝶牌缝纫机，全买齐了也花不了两千元钱。颜龙在算的是，六千八百元钱，是自己二百一十二点五个月的工资，如果不是三年学徒工，提前一年多升为一级工，还得多加几十个月。

在巨额金钱震撼下，没有人去关心新郎的年龄和模样，大家没问，姐姐自然也就没有说。

不久，陈姐自己把未婚夫带到了颜龙家。一米六十多点的个头，发胖的身材，面色油光头发谢顶，见人点头哈腰很是客气礼貌，手里拎了一大包礼品。年纪不像内地人那么好猜，估计应该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，也许更大些。

他们没有在颜龙家吃午饭，陈姐临走时，从挎包里掏出一条烟，偷偷塞给了颜龙，她那告别的眼神，令颜龙心中一凛。

陈姐去了香港，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身影，听姐姐说陈姐生了俩个女儿，在家养育小孩，生活境况不如在n市顺心快乐。后来她与姐姐也失去了联系。

七八十年代，像陈姐这样遭遇的女孩不少，大多家里还有哥哥弟弟，父母把她们嫁给有钱人，为儿子们攒讨媳妇钱。陈姐的彩金，可以解决她弟弟结婚所需。

“我差点成为香港人。”为缓解悲哀的气氛，颜龙想到了一件轶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果然贺总惊奇地抬头问道。

“我妈说，在医院生我时，邻床有位香港产妇，生了个女儿，怕老公家里嫌弃，出一千元钱，恳求我妈妈与她换一下孩子。”

“哈哈哈，有这样的事。”贺总开心的笑了。

“要是当时真的换了，我现在就是个香港老板啦。”

“咯咯咯，颜主任现在不就是个老板啊。”

颜龙没有在编故事逗贺鸿娜开心，母亲曾多次与他讲起过这件事，说当时大家兜里就几毛几分钱，不知道一千元钱对过日子有多大用处，如果是现在，早把鸭蛋儿子给换了，有了这么多钱，再生两三个儿子也养得起。

“孩子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