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搞。

再怎么具有蛊惑性的经法宣传，生人在世总要穿衣吃饭。佛法再高明，能包庇你的只有来生，这一辈子还要苦难自受。要让东域的吐蕃人造起来，当然也得让人有造的资本。

所以除了佛法传播之外，李潼还打算给东域吐蕃人进行一定的技术输出，比如劳动密集型的织造等轻工业。

孙波本有工艺技术上的储备，所生产的毡帐供给吐蕃大部分的需求，但在这方面获利并不高，毕竟吐蕃一群穷横，你不给就抢，还能指望什么明码标价的公平买卖。

既然孙波将要加入到大唐统序中来，那么在商贸上加以扶植也是需要的。未来李潼就打算由行台出面，组织商贾们加大对孙波地区此类物产的采购量，通过市场需求，迫使孙波扩大生产。

孙波地处所在，是大唐不能兵锋直指的区域，仅仅只凭军事上的竞夺，与吐蕃的竞争中不占优势。可是如果通过商贸手段，十个吐蕃也不是大唐的对手。

眼下由于吐蕃君臣不合，再加上出现叶阿黎这样一个变数，使得孙波东域暂时脱离了吐蕃的统序，这是大唐趁虚而入的好机会。

高原政权之所以领民对领主依附性强，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环境很艰难、生产条件很苛刻，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对抗各种天灾人祸。所以领主们也就不需要多高明的统治技术，只要控制住有限的生产资源，生民自然聚而不散。

在这方面，自然资源的分配对中原王朝统治者就不够友好。

到处都有可供耕恳的土地，生民只要勤恳为耕，便能得所养活，个体的生存条件要远远优于蛮夷。所以中原王朝就需要更加高明、更加深入的制度探索与建设，才能将土地与人口进行有效控制。

改善孙波地区的商贸环境，让他们不再只局限于原本的农牧生产，乃至于商贸收入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
如此一来，领主与领民之间的统隶关系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绑，民众们不需要通过领主的生产资料就能过活，甚至可以直接培养出一批城邦市民。

这从小处而言，能够削弱孙波人对大唐势力渗透的抵触，从大处而言等于直接将孙波东域从吐蕃的统治模式当中割除出来，吐蕃之后再想将之武力占有并融合，那就困难得多。

这一整套策略，并不是李潼的创建，而是来自晚清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平康三策，将雅砻江以西的康巴地区作为西康这样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的构想，也是由此而出。

这其中，利用康巴地区在茶马贸易中的地理优势，大力发展工商，就是西康地区独成建制的一个基础所在。但是很可惜，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，都没有给这一设想实施的时间。一直到了民国时期，才在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努力下使西康成为一个政治实体。

当然，眼下的唐蕃形势，倒不足以畅想后世那么远的事情。但康、藏分治，无疑是一个经营西南的重要思路。

与吐蕃的博弈，对大唐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此前由于大唐朝廷的战略取舍，没有及时正视吐蕃对吐谷浑的侵占，这使得大唐在之后的博弈中先手已失，以至于在整个盛唐时期，大唐与吐蕃围绕吐谷浑故地死磕，仍然没有完全退回永徽年间的旧况。

一旦安史之乱爆发，就发生了吐蕃攻夺陇右的惨剧，使得陇关以西不复为大唐所有。而吐蕃逐年秋犯，更成为中唐以后历代帝王梦魇一般的存在。

眼下在有关青海地区的竞夺中，大行台已经获得了一个不错的。现在又有机会直接影响孙波地区，而且还是在吐蕃君臣交恶的情况下主动将刀递来，李潼当然不会错过。

他虽然不会直接出兵占有吐蕃东域，但大可以通过种种手段，使其与吐蕃本土同床异梦，并最终将之从吐蕃的统治体系中剥离出来，使得此域成为提防吐蕃并震慑南诏的前哨所